春节回老家过年，外出打工的兄弟、侄儿、外甥都回来了，在欢聚一堂的饭桌上，不少人谈到节后的工作唉声叹气。
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不少企业停产甚至破产，一些亲戚过年后很难回到原来供职的单位。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重新找工作又很难。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，四五十岁的哥哥们表示，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暂时在家种田，只要肯下力，混口饭吃，温饱不成问题。年轻一代的子侄辈就没这么乐观了，有的从小与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，看水稻、小麦像欣赏花花草草一样，感觉很陌生；有的虽然在农村长大，但从没下过田、种过地，秧苗和稗草一把抓，韭菜和麦子分不清。种田实在是难为他们。去年早些时候返乡的子侄，不少人由于不会农活而坐上了牌桌，成天靠打牌赌博消磨时光。
城市回不去，农村又待不住，二代农民工路在何方？
一方面，从国家城市化进程远景来看，城市还是需要大量二代农民工的，特别是在城市进入独生子女时代，劳动力人口减少的背景下，农民工仍然是必要的补充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，当第一代农民（工）退出农田时，农业同样需要大量劳力。目前，在城市与农村、工业与农业的较量中，前者占了上风。在第一代农民（工）尚能劳作的情况下，农业后继无人的情况还不突出，再过一二十年，可能“忽然”发现九亿农民竟然找不到几个会农活的，十几亿亩田地需请“外援”耕种。
有人说，金融危机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机遇，是由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转型的良机。窃以为，金融危机同样是中国农业升级换代的机遇。老一辈农民尚能扶锄，新一代农民又不请自来地返回了家乡。与“老农”相比，“新农”既有农业知识欠缺的劣势，也有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。国家如能像重视大学生任村官一样重视“新农”问题，在政策上向“新农”倾斜，增加农业补贴和技术扶持力度，统筹城乡社保、医保，缩小城乡、工农差距，让立志于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部分“新农”扎根农村，迅速掌握农业技术，引进先进农艺，推广先进农机，提高农业生产率，为建设新农村建功立业，为国富民强再谱新篇。与此同时，各级政府也应积极创造就业机会，吸纳和安置富余二代农民工。二者合力，既解决了农业存续和发展问题，又解决了二代农民工闲置问题。